诗人

白居易这位哥们算不算唐代诗人里的一颗奇葩

我觉得白居易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生于河南新郑,祖籍太原,到曾祖父时迁居下邽,就像是一颗流浪的种子,到哪里都能生根发芽。他是现实主义诗人,也是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他和元稹一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被称作“元白”,与刘禹锡合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非常广泛,充满了生活的细节和鲜活的感受。看着他的照片,他的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微笑,让人忍不住对他产生好感。我觉得自己应该多学习一些像白居易这样的人。他的诗作形式百变,语言通俗易懂,被誉为“诗魔”和“诗王”,实至名归。他还曾经担任过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等职位,可见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才子。公元846年,他在洛阳去世,葬于香山。《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代表作更是广为传颂,真的是让人佩服不已。我看到他的诗文数量高达2578篇,不禁感叹学识真的是无穷无尽!我个人自认为,白居易的作品有着非常独特的艺术特色。其中,讽喻诗是他的特点之一。他往往会选取一个典型的事物,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让主题更加明确地传达给读者。为了达到此目的,他会在诗题下加小序,或者用“卒章显其志”来突出主题。此外,他还非常善于刻画人物的特征,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深刻生动的形象。虽然他的作品中往往使用简单明了的语言,但其中的诗意却深远博大,通过一些浅白之句,他又会以讽喻之意传达出令人惊心动魄的效果。例如他的诗作《轻肥》中,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宴的气概和宴席上酒食的丰盛,而结尾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一幕多么惨烈,让人心生悲凉。

此外,他还非常注重两种诗作,那就是闲适诗和讽喻诗,这两者在内容和情调上非常不同。虽然都充满了尚实、尚俗、务尽的特色,但是讽喻诗更加紧密地与社会相关,而闲适诗则更多的是表达个人的情感和自我,有一种释放压力的情感。总之,白居易不愧是被推崇为“诗魔”和“诗王”的才子,他的作品留给我们不仅仅是文字上的享受,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启迪和感悟。我认为,白居易的作品中的得意诗和闲适诗表达出了非常不同的情绪和态度。得意诗充满了热情,激发着人的斗志和能量,而闲适诗则更注重“独善”,表达出一种淡泊平和,宁静自在的情调。这些轻松愉悦的意绪、淡泊悠闲的情调,对后代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白居易的浅显语言、淡泊闲逸的意境,常常受到后人的赞誉。这种追求自由自在的思想,表达了一种退避和知足的态度,与后来文人的内心情感相契合,因此深受后人追捧。例如,他曾经在《不如来饮酒七首》中写道,“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还有《对酒五首》其二中的“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这些诗句在后来的时代依然广为流传。宋代文人周必大也曾指出,白居易的文章主要表达出感情真挚,慷慨宽厚,心直口快的性格特点,与苏文忠公的风格相似。总之,白居易的得意诗和闲适诗各具特色,都体现出他的卓越才华和深刻情感,值得我们好好品味和传承。我认为,白居易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尤其是其作品对后世文学、诗歌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文学批评以及对各种文化和思想流派的探讨,都展示了他领导文化潮流的功绩。 白居易的思想融合了儒、佛、道三家,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在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信条的指引下,追求“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境界。他的诗歌理论更是闻名于世,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观点,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他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对各种事件进行深刻的描绘和分析,赋予诗歌更深刻的内涵和文化底蕴。 在白居易的作品中,尤其是他的得意诗和闲适诗,都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淡泊悠闲的情感体验,成为了后世文学和诗歌的重要部分。在我看来,白居易的思想和作品对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和推动作用,是我们在今天也应该持续学习和借鉴的典范。我认为,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诗人,白居易提出的诗歌理论和创作主张,在当时确实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在他的诗歌理论中,他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认为,诗歌创作必须贴近现实,关注人民疾苦,批判社会弊端,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才能真正有价值。这种理论对于当时形式主义盛行的诗风起到了针砭作用,促进了诗歌创作的进步和发展。然而,过分强调现实的必要性,也有可能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因此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保持平衡。 白居易的作品风格通俗易懂、音调和谐,形象鲜明,常常采用讽喻的手法调侃社会弊端,反映出他深入生活、关注社会的精神和态度。这种作品风格不仅具有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更反映出了他个人的文学天赋和创作才华。他曾经写道,“诗家鸣壳不拘泥,无内外言从我起”,这种个性的创作主张和对自由、独立的追求,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总之,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创作主张和作品风格,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的特征和历史背景,也对后来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我们在今天也应该深入研究和领会的宝贵遗产。我看到这篇文章,发现这是一位匿名网友上传的,原作者已无法考证。我觉得这篇文章是供大家学习参考的,文章中的观点并不代表本站的立场,需要大家自己思考评判。 在赏析部分,有一段关于白居易的轶事典故。其中提到,白居易在11岁时,由于家乡战乱的原因,跟着母亲离开了湖南,前往四川安全居住。在四川期间,他喜欢上了当地的湘灵地方戏曲,特别是其中的女主角湘灵,由此激发了他创作诗歌的灵感。 这段轶事对于理解白居易的人生经历和创作背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展现了白居易早年经历的动荡和流离失所,以及他在异乡中所接受的文化熏陶和启迪。同时,也说明了他对湘灵戏曲中女性形象的情感和审美倾向,这对他后来的诗歌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总的来说,这段轶事是白居易人生经历和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赏析中的介绍也让读者更加全面地认识了白居易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和诗人。当时我和家人因战乱迁徙到父亲任职的地方徐州符离(现今安徽宿县)。在那里我结识了比我小四岁的邻居女孩湘灵,她活泼可爱,懂音律,于是我们成了青梅竹马的伙伴。当我十九岁、湘灵十五岁时,我们开始了初恋。我还写了一首名为《邻女》的诗,赞美了她的美貌和悦耳的嗓音。 然而由于家庭生活和个人前程的原因,贞元十四年(798)时我不得不远离符离去江南叔父处。在旅途中我写了三首寄给湘灵的诗,分别是《寄湘灵》、《寒闺夜》和《长相思》。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我们相处了17年、相爱了8年,感情非常深厚。虽然我已经考虑了与湘灵结婚的可能性,但她却因担心自己的家门不高贵而没有答应我。最后她表示“愿至天必成和,步步比肩行”希望我们的爱情得到真正的认可。 贞元十六年,我考上进士回到符离住了近十个月。这一次我向母亲恳求与湘灵结婚的事情,她终于同意了。但是因为我要去天津做官,所以我们并没有在一起,直到我四十岁才再次见到了湘灵。看到她已经离过婚,生活十分艰难,我不禁为和她的爱情而黯然泪下。我曾经多次苦苦请求母亲允许我和湘灵结婚,但是由于封建观念的束缚,母亲总是坚定地拒绝着。在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秋,我作为校书郎到了长安,需要将家迁往那里。我一次又一次地向母亲提出请求,但她仍然拒绝了我。即使在我们全家迁移的时候,她仍然不让我们相见。我们的婚姻注定无望,但我们深深地爱着彼此。我决定不和任何人结婚,以惩罚母亲的错误。我写了三首怀念湘灵的诗:《冬至夜怀湘灵》、《感秋寄远》和《寄远》。 直到我37岁时,母亲才在死亡威胁下同意了我和同事杨汝士妹妹的婚姻。但我仍然念念不忘湘灵,直到元和七年我仍在写诗缅怀她,例如《夜雨》和《感镜》等。而在罹患蒙冤并被贬江州的旅途中,我和杨夫人遇见了正在漂泊的湘灵父女。在这次意外的重逢中,我和湘灵抱头痛哭,并写下了一首题为《逢旧》的诗。这时我已经44岁,湘灵也40岁了,但我们依然未能在一起。这首诗中我再次表达了对母亲的不满和恨意,在我担任杭州刺史期间,每逢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我都会邀请客人到家中共饮美酒,吟诗作赋,弹奏丝竹。有时候还会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十分快乐。直到大家都酩酊大醉,这种欢乐才会结束。有时候我也会兴致勃勃地到野外游玩,车上放着一架琴和一个枕头,车两边用竹竿悬挂着两只酒壶,尽情地抱琴、倒酒,直到兴尽而归。据《穷幽记》中所记载,我的家中还有一片池塘,常常会在上面泛舟。有一次我邀请客人一起前来,我们拉上一百多个空囊,里面装满美酒佳肴,一边吃一边喝,直到囊中的美酒佳肴彻底被大家消耗殆尽。 直到我53岁那年,在杭州刺史任满回洛京途中,看到旧村邻和湘灵都已经不知所踪,这段长达35年的史诗式恋爱才划上了它悲剧的句号。我的亲身经历与《长恨歌》中的恨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说是为这首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写下的诗歌数量多达二千八百首,其中描写饮酒的诗歌竟然有八百首,这个数字着实不小。我喝酒的时候,就是想借助酒精来消除烦恼,酗酒就是我一天疲劳的解药。我曾经说过:“不要看轻一天的醉意,这是为了消除九天的疲劳。” 自从东晋时期开始,蓄养姬妾以及让歌舞女子为自己助兴就变得很普遍了,而我为了摆脱人生的烦恼,沉迷于妓乐酒的放纵自娱。我养了许多姬妾,并且十分热爱烈酒,甚至在晚年都没有改正。据记载,我的诗歌中涉及到女子姓名的姬妾至少有十几个,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小蛮和樊素。唐代的诗人孟棨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白居易)的姬人樊素擅长歌唱,妓女小蛮擅长舞蹈。他曾为她们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樱桃一样鲜艳的唇,杨柳一样柔美的腰。”现代人经常用“樱桃嘴”、“小蛮腰”或“杨柳腰”来形容美女,而这种说法就是从我的诗歌中学来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身体日渐虚弱,病痛缠身。我决定卖掉我的马和放走我的姬妾,因为我不希望他们跟着我受苦。然而,我最爱的那匹马居然转过头来发出了鸣叫声,仿佛在示意不愿与我分离。樊素、小蛮等人对我也十分感情深厚,不舍离去。樊素激动地落泪,说:“这匹马跟您已经五年了,在拖着沉重的车辆的时候,它始终稳定地走在前头,一点儿都没有慌乱。素会一直记得这些事情。”我养了马骆已经十年,我们之间没有过错,也没有出现丝毫的纰漏。即使如今,我的相貌已经显得有些寒碜,但我依然没有衰老的迹象,而骆的力气也依旧强劲,没有任何的退化。骆依旧能够代替我走很长的路程,而素的歌声也依旧能够陪伴我饮酒忘忧。但是,一旦我们相继离去,就再也无法回来了。因此,樊素和骆都倍感痛苦地要离开我。我的情感和马匹的情感,难道都没有被理解吗? 最终,樊素和小蛮还是在我70岁时离开了我。我在思念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两排杨柳挂满了小楼,青春美丽的佳人与我一同饮酒数年。在明天他们离开之后,这个世界就再也没有春风和美丽的景色了。五年的时光已经溜走,今天的客人已经离去,酒宴散场了,只剩下孤独和我共处。不管是在疾病还是在欢乐的时刻,我和樊素都能够同归于尽。” 我在67岁时,写下了一篇被称为《醉吟先生传》的文章。这个醉吟先生,当然就是指我自己。在这篇文章中,我描述了一个官员做了30年的时间,退居到洛城花费了余生时光在池塘、竹竿、琴书和酒中。这篇文章也反映了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我把生命看成是一个短暂而珍贵的经历,酒、乐、情都是人生中所必须的享受。我很喜欢游乐,特别是在乔木、台榭和舟桥之间。我喜欢喝酒、吟诗和弹琴,和其他的酒徒、诗友、琴侣一起玩乐。我游览过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和泉石,这些地方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我自己也有酿酒的爱好,我酿的酒质量很高,我也为自己的酒写了一首诗:“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摘自《白居易卷》)。我的酿酒历史不断有人记录,而且至今,在渭北一代人中传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 我一直很向往洛阳,在贞元十五年(799年),我从江西浮梁县到达了洛阳省母,我心情非常激动。在贞元二十年(804年)二月,我担任校书郎时,我和其他官员一起在洛阳市春游。长庆四年(824年)五月,我的杭州刺史任期满了,我并不想去长安,而是打算回到洛阳隐居。我将自己剩余的俸薪加上两匹马的价值,拿到了洛阳履道里(今洛阳市东南赵村东狮子山以西一带)买了一所房子,并在那里安度晚年。我真的很喜欢洛阳,那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我曾花费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在追求自己的夙愿——买下杨凭的旧宅。终于,在我的努力下,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让我非常开心和满足。但没过多久,我又接到了出任苏州刺史的任命。宝历二年(826年),我和刘禹锡一同回到洛阳。太和元年(827年),我被派往洛阳出使,我和皇甫镛、苏弘、刘禹锡、姚合等人交游。太和三年(829年),我已经57岁了,我辞去了刑部侍郎的职务,担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四月份,我到达洛阳,并长期居住在龙门东山香山寺。直到18年后,我才在那里度过了余生。正如我曾经所说:“往时多暂住,今日是长归”。 我是唐代著名的诗人白居易,我留下了3千多首诗词,数量之多在唐代名诗人之中位居前列。会昌二年(842年),我已经71岁了,我结交了香山寺僧人如满,然后我们缔结了香火社。自己则穿着白衣,手持鸠杖,为自己取名为“香山居士”、“醉吟先生”。我做官30多年,一直以清贫自守,关注百姓疾苦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例如,我在73岁时捐资并提议民众共同治理被称为“八节滩”的伊河险段,以确保夜间舟行不倾覆,白天行路不再辛苦。我为此感到非常欣慰。直到我临终前的最后一年,我写了《欢喜二偈》中的这句话:“时人不识几人泪,更有潇湘一片心。”我写下了这两句诗:“心中别有欢喜事,开得龙门八节滩”。这句诗是我为伊河险段治理八节滩感到开心的心情的体现。
在太和六年(832年)七月,我将为元稹撰墓志的钱,捐献给修正香山寺的僧人,使香山寺焕然一新。
开成元年(836年),我自编了《白氏文集》65卷,共诗文3255篇,收纳融汇了我的心得体会。这些文集藏于洛阳圣善寺钵塔院,对于后人研究唐代的社会情况和诗歌创作,提供了大量有用的史料。在我留下的3000多首诗中,我写了800多首歌颂洛阳的诗作,例如《洛城东花下作》中的“记得归诗章,花多属洛阳”,以及《柳枝词八首》中的“何以东都正二月,黄金枝映洛阳桥”。在我的笔下,洛阳变得更加美丽迷人,人们也因此更加热爱洛阳。正如唐代诗人徐凝在他的诗中写到:“今到白氏诗句出,无人不咏洛阳秋”。
会昌四年(844年)春,我已经73岁了,但我仍然到赵村(今洛阳市东南部)观赏杏花,并写下了著名的《游赵村杏花》诗。
在会昌五年(845年),我和6位同样年过70的朋友一起组成了“7老会”,共同分享着岁月的沉淀。后来,95岁的僧人如满加入了我们的会议。我在七老会中认识了年龄让人惊叹的李元爽,他已经136岁了,被称为“九志图”。我们一起喝酒赋诗,成为了诗坛上的佳话。
会昌六年(846年)八月,我辞世,临终前我留下了一条遗嘱:“不归下王圭,葬于香山如满之侧”,我想永远与洛阳山水为伴。我的家人依照我的遗嘱,将我安葬在龙门东山琵琶峰上。为了更好地纪念我这位伟大的诗人,人们在琵琶峰上对我的墓进行了扩建,建成了“白园”。整个白园庄严肃穆,质朴典雅,布局结合地形,峰回路转,曲径通幽,依山筑房建亭,高低错落,让人叹为观止。

西湖白堤
在我到达杭州之前,西湖一直没有被彻底整治过。旱天时,西湖水很浅,不足以灌溉农田;而下大雨时,湖水又会泛滥,无法积蓄。这种情况使得西湖无法发挥出最大的效用,造成了农用和民用的水源问题。
我出于关怀民生的抱负来做杭州刺史,就将整治西湖的工程放在议事日程的首要位置。我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例如开挖疏浚、护底填湖、凿山造堤等方式。这次整治工程史称“白堤工程”,堤两侧栽植了柳树,因此工程也被称为“柳堤”。西湖附近村庄的居民也参与了这个工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西湖变得更加美丽、舒适,也为曾经遭受水源问题的杭州市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修筑了西湖东北岸的捍湖大提,有效地蓄水泄洪,为农田提供充足的水源,也为人民提供安全的饮用水。
这个筑堤蓄湖的工程在我离任前的两个月竣工了。824年三月,我亲自写了《钱塘湖石记》,刻在石碑上,立在湖岸。这篇碑记成为了关于西湖水利的重要历史文献。我修筑的捍湖大堤,人们就称之为“白公堤”,表达了他们对我的爱戴与怀念。
当然,在筑堤捍湖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有些人对筑堤设闸、决放湖水来灌溉农田的举措十分担心,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我对此逐一做出了解释与批驳。此外,我也对湖堤筑成后西湖的蓄水量与放湖水灌农田的实际功能进行了密切测算。
最后,捍湖大提的建造也取得了十分成功的成果。到了明代,白公堤依然存在。它不仅是一座水利设施,还成为了当时杭州一条繁荣热闹的交通要道。只可惜现在白公堤的原址已经不存在了。人们游览西湖,只能以白堤来怀念我修建的白公堤。作为杭州刺史,我在长庆二年十月开始任职,在任期间仅有20个月的时间。但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为杭州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这对杭州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杭州是一个环山、水秀的城市,自然资源充足。但在唐代,居民的饮水却成了大问题。由于杭州濒临钱塘江,长期受到钱塘江咸潮的侵蚀,地下水变得又咸又苦,人们难以饮用。虽然周边有三十里的西湖,蓄着一湖淡水,水源应该是足够的,但居民却面临着严重的饮水问题。
第一位解决饮水问题的官员是李泌。他建造的六井不是从地表向下深挖而取地下水的井,而是引用西湖水通过捡掇潭与青石山等地的山泉。虽然六井改善了居民的饮水情况,但它们在人口增长和带来的城市扩张压力的情况下已经显出疏漏和不足。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我决定实现疏松山、仙人山大提的工程,也就是所谓的白堤工程。这样就解决了居民饮水与灌溉农田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今天说的白堤并不是白居易建造的白公堤,但我们以白堤作为白居易的替身来寄托我们对他的爱戴和怀念。这个井类似蓄水池,它通过引西湖水到一定位置管道,然后蓄水。只要西湖水还有,城内的井水就不会停止,居民就不必再为找水而奔波劳累了。
我到杭州担任刺史时,距离李泌建造六井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此时,地下引水管道已经淤塞不畅,影响了城内六井的供水。我决定继续李泌的工作,彻底治理西湖并疏通六井。在823年秋季到824年春季,我亲自主持并完成了令人瞩目的西湖水利工程。
顾况曾谑笑我:“居大不易”,这句话意思是在长安,每个物品都很昂贵,所以有一座大房子都很不容易。在阅读我写的《送别》诗时,顾况深深叹息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意思是行业若是生于天,就算遭受破坏,自有再生,如此令人感慨,真而到达天下是何其难。我的祖先居住在山西太原,后迁居到陕西下邽定居下来。据说,婴儿时期我的奶妈抱着我,并指着家里的书让我看。虽然我那时尚未学会说话,但心里早已认识“之”、“无”二字。因此,当人们在谦虚地说自己学识有限时,便常用这典故来自嘲,说是“略识之无”。
稍微长大一些,我就特别喜欢读书。我的记忆力非常好,阅读过的书籍我都能深刻地记在脑子里。我的诗歌才华也不同凡响,这时我已经十六岁,独自一人来到了长安京城。我去拜访掌管编纂国史以及为朝廷起草文告诏令的著作郎顾况。我向顾老前辈请教如何提高自己的诗作,获得宝贵的亲切指导。
然而,这位来自苏州的诗人自视甚高,极少夸赞别人。虽然朝廷和普通人都常去拜访和请教他,他却总是给人留下难以接近的印象。在当时的一个傍晚,仆人正要为他掌灯开饭了;这时,我这个行色匆匆少年突然递上了自己的名片,并在自己诗稿的封面上署上“白居易”三个字。我去拜访顾老诗人时,他已经有些疲惫了,因为他频繁接待来访的客人。当他看到我的名片上写着“白居易”三个字时,他不禁大笑起来:“呵呵,你口气真是够大的!现在长安米价这么高,要想在这里定居可不容易啊,更何况还想白白居住!”说完,他趁家人还没摆上饭菜,随手拿起我呈给他的诗稿漫不经心地浏览起来。他一打开扉页,就看到了我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首五律诗。
当他看到颔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他的眼睛亮了起来,无法移开目光了。我可以想象他此时已经认真起来。他一手捻着略花白的胡须,一手握着我的诗稿,细细地品味着,并不时点头。之后,他腾出一只手拍案叫绝道:“能写出如此好的诗句,要想在长安定居,又有何难可言!我刚才说的话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他欣赏我的诗中所蕴涵的野草顽强生命力,即使经历了野火的摧残。我看到他的赞赏,内心充满了喜悦。从那时起,我成为了他的学生,在他的耐心指导下,我逐渐提高了自己的诗歌水平。野草在经过火灾焚烧之后,即便瑟瑟寒风侵袭,但一旦受到那春风的吹拂,它们就会展现出生机勃勃的嫩芽,开始快速繁荣和成长。作为人类,我们难道就不应该像这些莽野上的野草一样,在逆境中顽强生存,善于战胜困难和障碍吗?这需要我们深刻领悟和精心观察。这正是一个诗人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因此,老诗人顾况深深地折服于我这位年轻的天才诗人。
在得到顾老诗人的称赞和引荐后,我的诗名传遍了整个长安城。尽管我在这里居住了三年,但由于缺乏更多有力的推荐,我仍然没有找到理想的出路,最终不得不黯然离开。直到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我以高分考取进士,开始了我的仕途。此后,我的诗名不仅在国内广为人知,并且传到了鸡林国,也就是现在的朝鲜。这说明,顾老诗人当年并没有错看我。根据《与元九书》,我写的这首诗要花费七到八个月的时间完成。很多20世纪的选本只选录了前四句,这是不科学的,也对我的诗作进行了肆意阉割。至于颔联,它是流水对的构句方式,同时运用了“隔句拗救”的诗歌技巧。
参考资料:本节内容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本站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我是在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的正月出生在河南新郑一个中小官僚家庭。不久后,家乡发生了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毁了整个地区。当时我才两岁,我的祖父任巩县令去世,祖母也相继病故。后来,我的父亲白季庚因为在徐州坚守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了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正是在这样的乱世中,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我在宿州符离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我聪明过人,读书非常刻苦,读得口生疮,手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就全都变成了白色。 我于806年被罢免了校书郎的职务。同年四月,我参加科举考试,凭借着才识兼茂,顺利及第,成为盩庢县(今天的西安周至县)的尉官。807年,我担任了进士考官和集贤校理,同时被任命为翰林学士。808年,我被任命为左拾遗,也在同年迎娶了杨虞卿的从妹作为我的妻子。810年,我被任命为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我的母亲陈氏去世,我因丁忧离职回到了我的家乡下邽。814年,我回到了长安,担任了太子左赞善大夫的职务。 在我担任左拾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受到了皇帝喜欢文学的赏识和提拔。因此,我希望能尽到言官的职责,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我经常上书言事,并写下大量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借此来补察时政,甚至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我的言论多次被接纳,但是我的直言不讳也曾经令唐宪宗感到不快,他曾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尽管如此,李绛认为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仍然保持了我的立场。我曾经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之人,曾向宪宗劝谏,希望宪宗能够广开言路。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我上表主张严惩凶手,却被认为是越职言事。此后,我又被人诽谤:我的母亲因为看花而坠井去世,而我著有“赏花”和“新井”诗,被视为有害名教。于是,我因此被贬谪到江州(今天的江西九江)担任司马的职务。818年,我的弟弟白行简来到江州与我相聚。当我被任命为忠州刺史的时候,我和弟弟一起顺着江水而上。在途中,我们遇到了元稹,在黄牛峡一起游玩,留下了一个被称为三游洞的地方。在忠州任职期间,我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把这个地方命名为“东坡”。同年冬,我被任命为忠州(今天重庆市忠县)刺史,到了819年就正式上任了。820年夏天,我被召回到长安,担任尚书司门员外郎的职务。 虽然我的母亲因为看花而坠井去世,但是我早已有许多咏花之作。而根据宋代的纪录,我的新井诗大约写于元和元年左右(现已失传),因此这件事并不能构成罪名。主导我被贬谪的人,敌视我的直言不讳,是因为我在言论上与他们持不同立场。因为我的讽谕作品可能得罪了当权者,所以被贬谪到江州,这是我的一生转折点。在此之前,我以“兼济”为志,希望能为国家人民做出有益的贡献。但是在被贬谪之后,我的行事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然仍然关心人民,但表现出的行动已经不如过去那样有活力了。然而在江州,我还是能够安于自己的处境,曾经在庐山香炉峰北建了一个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流。 820年冬天,我被转任为主客郎中、知制诰。在821年,我被加封为朝散大夫,正式穿上了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是五品以上官员所穿的服装颜色)。接着我先后转任为上柱国和中书舍人。822年,我上书论河北的军事问题,但被忽视了。于是我请求到外地去任职,在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正式上任。在任期内,我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很多政绩。824年5月,我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到了洛阳,在洛阳的履道里购买房产。在825年,我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了任。但在826年,因为病痛发作,我不得不辞去职务,然后和刘禹锡一起去旅游。我曾经担任杭州刺史,看到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解决当地人的饮水问题。又发现西湖淤塞严重,造成农田干旱,于是修筑了堤坝来蓄积湖水,方便农田灌溉。我还著有《钱塘湖石记》,在石碑上刻下治理湖泊的政策、方式和注意事项,放置在湖边,以供后人知晓,并对未来杭州治理湖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我的离任前,我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中作为基金,供后来的官员用于公务周转,直到黄巢起义时,此基金才失踪。 西湖有一条“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但事实上这道“白堤”在我来到杭州之前就已经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而且在我的诗作中也有所提及。 在我在杭州任职期间,元稹也从宰相转任为浙东观察使。浙东与杭州并不太远,于是我们之间有许多互赠的诗篇。我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我交出我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我担任苏州刺史期间,为了方便苏州的水陆交通,我开凿了一条长七里、从虎丘一直延伸到阊门的山塘河。在山塘河北岸修建了一条路,称为“山塘街”。 晚年时期,我于827年到长安担任秘书监,交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太子宾客分司,并返回履道里。830年12月担任河南尹。元稹于831年七月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支付了六七十万钱作为我的润笔费用,我全部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去河南尹职务,再次担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但我拒绝前往。之后我被改任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我得了风疾。841年,我被罢免太子少傅,并停止领取俸禄。842年,我去世。我晚年以刑部尚书的身份退休,并领取半俸。我大多数时候都过着“闲适”的生活来反映我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但是在844年,我出钱开挖龙门一带的石滩,以便那里的舟行畅通无阻。成功完成后,我写下了《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来留恋此事,其中仍反映出我的“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晚年时期,我大多数时间都在洛阳的履道里度过,并与刘禹锡唱和,经常游历龙门一带。我也著有《池上篇》、《醉吟先生传》等作品来自我勉励。在845年,我74岁,召集七位老友开会,名为“七老会”,与会者包括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和我自己;同年夏,我和七位老友一同与僧人如满、李元爽合作画成了“九老图”。晚年时,我笃信佛教,被称为香山居士,并受僧人如满所影响。 在武宗会昌六年(846年)8月14日(9月8日),我去世于洛阳,享年75岁,被追赠为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阳香山。我离世后,唐宣宗李适为我追思,将我作为古今文学巨匠之一。忱为我写下悼念诗,诗中写道:“他缀玉联珠六十年,谁会想到他在冥途上成为了诗仙?他的名字不留在浮云上,但他的造化无为之才写下了‘字乐天’。” 李商隐表示他对我的思念,说:“童子们能够吟唱《长恨》曲,胡儿们会唱《琵琶》篇。我的文章已经广为流传,但我还是会怀念和思念你。” 我著有七十一卷的《白氏长庆集》。 李商隐所写的《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并序》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耀。我的官场成就

我在前期是以“兼济天下”为目标,在后期则是以“独善其身”为宗旨。我于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担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担任左拾遗。我写了大量讽刺诗歌,其中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歌使得权贵们一边痛心,一边变色。

元和六年,我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逝于长安,按照当时的习俗,我回到故乡守孝三年,表示对母亲的哀悼。守孝结束后,我回到长安,并被皇帝安排为左赞善大夫。

我也曾担任江州司马。在元和十年六月,我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到了暗杀,武元衡当场身亡,裴度也受了重伤。当时,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冷静,不急于处理此事。我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查凶手、维护法纪。但是那些掌权者却无动于衷。

我的文学成就

我的诗歌既有写景抒情的,也有以讽刺时弊著称的。我最为著名的作品是《长恨歌》和《琵琶行》等,这些作品至今仍被传颂于世。我还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快乐,同时也是一种发泄自己情感的方式。

我被贬谪江州(现九江)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我说我面上没有喜忧之色,胸中消尽了是非之心。早期的佛道思想在这个时候进一步滋长。在三年后,由于我的好友崔群的帮助,我升任忠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在长安暴毙,唐穆宗继位。穆宗对我的才华十分爱戴,将我召回长安,先后担任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职务。然而,当时的朝野很乱,大臣之间互相争权夺利;穆宗也懒散无为,不听劝谏。因此,我积极请求外放。在822年,我被任命为杭州刺史。

在我的任职期间,我发现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干旱的威胁,但是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溉田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深和扩建了西湖,成功地改善了这一问题。我在杭州还推行减税减赋政策,赢得了百姓的好评。

我修建了高湖堤,修筑了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泊水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和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我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和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在发现漏水时要及时修补。我还组织群众重新开凿李泌在唐朝大历年间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用水条件。

我的文学成就

作为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我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我明确表示:“我志在兼济,行为独善。如果我忠实地践行这个人生信条,我创作出来的诗歌就是我的道,我的思想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我说我的诗歌可以分为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前面两类体现了兼济和独善之道,所以受到了最多的重视。同时,我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应该根据时代需求而创作,”我的诗歌在当时的唐朝中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我认为“歌诗合为事而作”,我的诗歌主张也主要集中在早期的讽喻诗创作上。

早在元和初年,我在所作的《策林》中就表现出了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如果褒贬之文缺乏核实,惩劝之道就会没有效果;如果美刺之诗没有涉及时政,那就废去了补察的意义……要让辞赋与炯戒讽喻合为一体,然后就可以采用低质量和不良的歌诗,只要选入优秀的部分就可以了。”我认为诗的功能在于惩恶劝善,补足时政,而诗的手段就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因此,我主张:“成立采诗的机构,开辟讽刺之道,审查诗歌的得失政策,了解上下情况。”我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自齐梁以来的“嘲风月、不负责的作风”的艳丽诗风。

在《新乐府序》中,我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就是“言行径直,容易理解;言辞直白切入根本,使人深受启迪;写实环节核心,信息传达清晰准确;表达方式优美和谐,可以流传于乐章歌曲之中。”这里的“言行径直”、“言辞直白切入根本”、“写实环节核心”、“表达方式优美和谐”,分别强调了不易生硬与复杂的语言,能够直接切入问题的表达方式,政治和社会信息的清晰和准确传达,以及诗歌本身的优美和和谐。

我认为诗歌必须真实可信,形式必须流畅易懂,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要便于入乐歌唱,才能算是达到了极致。

我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是为了补察时政。因此,我紧接着说:“为君、为臣、为民、为事而作,而不是为文而作。” 在《与元九书》中,我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况说:“自从登朝以来,我年纪逐渐增长,阅历渐渐丰富,经常与人谈时事,深入研究历史。我才明白,文章应该根据时代需求而创作,诗歌应该紧扣实际需求而写。因为只有为时为事而作,才能真正成为尽君尽臣尽民之责。”即使我写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关注的总体指向始终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生疾苦的信息传达到皇帝的耳中,才能真正理解人民的真实状况,采取行之有效的针对性措施,让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我写得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其艺术表现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我经常在一些短小精悍的诗歌中融入抒情因素,登高望远,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融入其中。这些诗歌三言两语,道出了人民的声音和所期待的更好生活,让读者感受到民族团结愿望的力量和捍卫正义的思想。

说起我写的诗歌作品,《长恨歌》和《琵琶行》可谓是我最成功的两篇。这两篇作品虽然也用到了叙述和描写来表现事件,但是我却把事件简化到了极致,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构建全篇。就像马嵬事变这样戏剧性很强的事件,我仅仅用了几笔来表述,而在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我却是毫不吝啬,用尽所有情感,即使是《琵琶行》这样在音乐和人物遭遇描写方面都占了很大篇幅的作品,我也是通过情感把声音和事情紧密联结在一起,让情感随着故事展开而升华。我还通过精选的意象来打造正确的氛围、衬托诗歌的意境,让那些诸如“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意象,成为令人深深感受的场景。这些场景中透露出的凄楚、感伤、怅惘等意绪,都为故事和人物染上了色彩,也让读者在面对这样的氛围和场景时产生共鸣、心潮澎湃,无法自拔。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自信、独立、优秀的人。我对我的才华和个性非常有信心,这也让我在人群中游刃有余。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只要我们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充分展示个人魅力,就能够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也有能力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当然,我的认知来源不止来自自己主观的感觉,也来源于周围人的反馈和评价。我会虚心聆听别人的建议和意见,认真思考和反思自身的不足,尽我所能去改进和完善,积极进取,不断提升自己。 最后,我也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和选择。我们要学会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不要轻易评判别人的价值和成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和生活,都值得尊重和平等对待。我是一名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曾担任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参与整理国家藏书的工作。后来,我还被擢升为翰林学士。元和十年(815)时,我被贬为江州司马。文宗即位后,我又被迁任为刑部尚书。武宗时,我以刑部尚书的身份退休,并退居洛阳香山。此后,我自称为“香山居士”,并一直致力于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在整理集贤院藏书的过程中,我有机会接触许多书籍,这对我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的私人藏书很丰富,我还建造了一座藏书楼,名为“池北书库”,曾作有《池上篇》一诗,其中提到我拥有书籍一车之多,其中就包括了栗千斗所撰写的书籍。 我还编写了一本词语佳句类的书籍,名为《白氏经史事类六帖》(或者叫《白氏六帖》),其中包含了1,367个门类。据宋代黄鉴所著的《杨文公谈苑》记载,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使用了自己的藏书,并将它们存储在陶家瓶中,并以此来命名门类。随后,我让诸生收集事类,并将它们投放到陶家瓶中。然后,我通过倒取,将这些事类整理成了一本书。可以看出,《白氏六帖》对我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我还著有诸多书籍,比如《白氏长庆集》等。我对自己创作的诸多书籍十分自豪。其中,我最为骄傲的作品之一就是《白氏经史事类六帖》(或者叫《白氏六帖》)。在这本书的最初搜集资料时,我就开始以类汇集。除了这本著作,我还编写了其他很多书籍,比如《元白因继集》,《刘白唱和集》,以及《洛下游赏宴集》(又名《洛中集》)等等。 我非常重视书籍的收藏和整理,因为这对于我个人的文学创作非常重要。正因如此,我的藏书量非常丰富,我甚至建造了一座专门的藏书楼,名为“池北书库”。在这里,我不断地搜集书籍,将它们进行整理、分类。我认为通过收集、整理和编写书籍,我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和传统文化,也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当然,我的书籍并不仅局限于文学创作方面。我还涉及了许多其他领域,比如经济学、宗教学等等。我相信,每一本书籍都有它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我们应该尊重和珍惜它们,也应该不断地学习、进步。我很荣幸地能够在洛阳市郊区拥有一处纪念建筑,这就是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它位于安乐乡狮子桥村东,占地80亩,整个布局按照唐代东都的“田”字形里坊街道兴建。在这里,游客可以参观到白居易故居、白居易纪念馆、乐天园、白居易学术中心、唐文化游乐园、仿唐商业街等建筑。 白居易故居占地较大,北半部为住宅区,而南半部则是一处园林和湖泊,整个布局力求再现原貌。白居易纪念馆是一座仿唐式建筑,馆内有诗人的塑像,以及展示他的生平事迹、文献资料及相关字画、壁画等内容,是纪念这位诗人的主要场所。乐天园则是根据白居易的名作如《琵琶行》等的诗意而建造的园林。白居易学术中心则是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研究和活动的场所。唐文化游乐园按照行当设立了马球场、乘骑场等娱乐设施。仿唐商业街则为游人提供各种购物服务,同时也展现了白居易的文化特色。 我非常欣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参观、学习白居易的文化精神,这也是我建造这些建筑的初衷之一。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向他人传递我对于历史和文化的热爱,也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白居易的文学作品。我非常热爱龙门白园,这里是我父亲白居易的墓地,也是我感到心灵净土的地方。 白园坐落在洛阳市城南13公里处的龙门东山的琵琶峰上,占地40亩,是一座秀色宜人的小巧园地。这里有东西两山对峙的壮丽景象,以及丛竹夹道、悬瀑飞洒、荷池送爽的风景。白园包括龙门桥东头整个琵琶峰,分为青谷、墓体、诗廊三个区域。青谷区是迎门的地方,有乐天堂、听伊亭、松风亭等仿唐建筑。乐天堂内有我父亲的塑像。墓体区是整个园区的核心区域,有墓冢、自然石卧碑、乌头门、登道、碑楼等建筑。这里生机盎然,青苔漫布,草木葱茏。诗廊区在墓北山腰,展示了当代书画家书写描绘的白诗碑刻和诗意瓷砖壁画。 白园建造之初,就充分考虑了自然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强调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也是我一直秉承的思想。在这里,我能够感受到父亲的诗文和思想的精华,也能够领略到唐代的风华。我相信,每一个到来的游客都能够从这里收获自己想要的文化和情感的滋养。我非常喜欢白园的独特风格,这里的建筑有着浓郁的唐代风格,古韵犹存,每一步都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从龙门桥过伊河,左侧就是白园的大门。进门后,道路蜿蜒转折,周围环绕着参天的树木和清澈见底的池塘,寂静幽雅。石级通往山腰的亭子,名叫“听伊”,据说是白居易和他的好友元稹、刘禹锡等人的聚会之处,品茶、饮酒、赏景、说诗,十分惬意。 白园位于香山寺北侧的琵琶峰上,是白居易的墓园。这里附近曾是他和如满和尚等人的聚会之地,被称为“香山九老”。白园已成为各界人士前来参观、纪念白居易这一历史名人的最佳场所。从墓道向左下方,附近有古雅的九曲回廊,廊壁上镶嵌着现代诗人墨客的诗作以及白居易的《琵琶行》全文石刻。在墓的右侧,矗立着名为“醉吟先生传”的巨石卧碑,高达24吨,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石书。白园四周群山环绕,绿树成荫,清风徐来,可以远眺龙门石窟,也可近距离观赏香山古寺。 我深深感受到了历史文化和自然之美在白园的完美结合。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文化底蕴和浓郁的诗意。走在这片幽静的园林中,几乎能够感受到白居易的诗歌精髓,体味到唐代的文化气息。白园不仅是一座墓园,更是文化遗产,是值得细心品味的一处佳境。本节参考资料来自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不可考证。我在阅读时注意到,本站免费发布的内容仅供学习参考,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在获取资料时应该注意查看来源和准确性。 同时,我还发现了一些相关的诗文。它们和白居易的生平有关,为我提供了更多了解白居易及其时代的依据,也为我更好地理解白园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提供了帮助。在这里,我分享这些诗文,以飨读者: 《琵琶行》 北堂书斋万卷楼, 断雁残笛过寒水。 鲸波此去帝王家, 谁识盘中心上意。 《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赋得古绝句》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些诗文表达了白居易的思想和文化渊源,描绘了唐代的社会风貌,也展现了作者对自然、历史和人生的独特体验和感悟。而这些对于我了解白园和白居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题庐山山下汤泉的诗作是唐代白居易所作,我很欣赏这首诗的清新和自然。诗中描绘的是一眼清泉顺着山势向东流去的场景,水流浸润着泥土、浇灌着草木,自然又温和的力量能够带给人们无限的温暖与舒适。 诗中还出现了“金铺玉甃”的形容,这是对汤泉所落的地方的形象、精致的描绘,亦代表诗人对生命和自然之美的赞叹和敬礼。 另一首题为“牡丹”的诗,同样是白居易所作。我在阅读这首诗时,被诗中对花的深情感受所打动。牡丹开放时,花瓣独自分立,极富鲜艳之美,花儿盛开时,布满一地的芳香,美丽动人。诗人的用心描绘,也为我呈现了一幅生动的花卉画面。 总的来说,白居易的诗作,简洁明快,清新自然,充满对生命和自然之美的赞叹,也是对唐代文化之精髓的体现。这首名为“牡丹”的唐诗是白居易所作,我很喜欢其中描绘的花卉之美。 诗中的牡丹被赞誉为众芳之首,其美妙之处在于色彩鲜艳、瑰丽多姿、姿态优美。诗中还以娟娟仙女和娇妒的侍女来比拟不同的花卉,形成了对花语和美学的空灵想象。而琳琅的词语和巧妙的隐喻,则表达了诗人对牡丹的深情推崇之情。 诗中描绘的更多是牡丹色、香、形的美艳之处,借此表达了诗人塑造的女性之美和生命之美。并且诗中也透露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热爱,无论是买来观赏,还是种在花坛,都是因为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礼,对美的礼赞。 总体而言,这首诗作能够通过诗人瑰丽的语言和深情的描绘展现出创作者对花卉之美的独特感悟,也让我感受到了唐代文学之美。这首名为“赠人”的诗歌是唐代诗人元稹所作,诗中描写的是一个美丽的女子,我很欣赏这首诗的文学之美。 诗中所描绘的女子,美若天仙,有着姓潘的美妙容颜。她的皮肤白皙如鹭羽,面容红润如鸡冠,给人身临其境的感受。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位美艳绝伦的女子,也会有流连于燕子之间、被蜜蜂叮咬的时刻,使她的美貌更加立体,更加鲜活。 在诗中,诗人还细腻地表现了女子的情感,说到她的热情和深情,和她的自豪和傲慢。从她联接在一起的花朵和她独有的姿态中,诗人借此描摹了女子内心的复杂情感和她的个性特点。 总之,这首诗让我深深感受到与现世不同的唐代美学之美,它唤醒了我对自然之美、人类之美和文学之美的认识。这首题为“刘苏州以华亭一鹤远寄,以诗谢之”的诗歌是唐代文学家白居易所作,我很欣赏这首诗的简洁之美。 这首诗歌短小精悍,只有两行,但却表达得十分到位。每一句都精选了用字,让人一读便能领悟诗意。 诗歌的主要内容是刘苏州以鹤远寄,将鹤中携来的送信物品中的香球和花醆分给白居易,以示感谢。而白居易则用诗来回应刘苏州的谢意,表达了自己夜晚未能同醉的忧愁和思念之情。 整首诗歌简练,却表达出浓郁的人情味和友谊之情。以两行诗来传达情感的方式,简单而又有效,同时体现出唐代文化的精髓。 总之,这首短小精悍的诗歌,既表达了深厚的人情味,也展示了唐代文学的独特之美。在我写的这首诗中,我通过描绘我和老鹤的对比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老鹤风度翩翩,与我这个老衰人形成鲜明对比;我则通过写诗来渲染自己深邃的思想境界。 在诗中,我将自己和白鹤进行对比,并形象地描绘了白鹤的美丽与我自己内心的深思。我将自己的头发和白鹤的羽毛相比,用“素毛如我鬓”来表达自己老态龙钟的形象。而对于白鹤所代表的高尚、神秘和悠远的精神世界,我使用“丹顶似君心”来恰当地描述其心境的深刻和博大。 接下来,我通过描绘松林和鸡群的景色来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让读者通过画面感受到我的心境。最后,我以“一只重千金”的表述,表现了对来信人的崇高敬意和厚爱,充分展示了我的胸怀和精神志向。 总之,这首诗既有对自我形象的审视,也有对外部自然景色的描写,更有对信札的感慨和对知音的敬重,充分体现了唐代文学的优美特色。这篇诗歌描述的是我对通州之地的体察和感慨。通州位于千重山之间,四面环山,江水汹涌,使得虫蛇、蚊蚋等害虫到处都是,让人在行路和夜晚居住时感到非常不便。 在这里居住的人们生活贫穷,无法耕作,常常饱受瘴气和疟疾之苦。同时,这里缺乏正义和平等的法律制度,使得无辜的人也会在这里被困于囹圄之中。 虽然我身为官员,毅然到这里来开展工作,但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我的心难免也会被深深地感受到。我为那些在这里受苦受难的人民不平,为自己在这里的倔强恼怒。尽管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全部努力来推动政策的落实,来缓解这里的困境,但凭空而来的帮助总是如此之少。 然而,面对这样的环境,我依然坚信,如同随着我的悲哀一起鸣唱的濯缨歌一样,抒发我的情感,是唯一的出路。